谁说大集会不能解决问题？

http://www.kwongwah.com.my/news/2011/10/08/27.html

2002年9月，香港特区政府就《香港基本法23条》有关叛国，颠覆政府和分裂国土的有关罪行进行咨询工作。

然而，有关条文对这些罪行的定义却是极其模糊和广泛，甚至可以让人以言入罪。让不少民主人士不安的是如果这项法律获得通过，政府随时可以在无须提出任何证据之下，以危害国家安全的名义逮捕任何人或是民间组织。

尽管民众强烈不满，特首董建华和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仍然采取强硬手段向市民推销有关条文，造成民怨冲天。

隔年7月1日香港特区成立日，高达50万香港市民在民间组织的带动下进行集会，勇敢用自己的双脚来表达不满。参加集会人数不仅创纪录远远超越香港政府所预期，更惊动了中国大陆政府。

7月5日，时任特首董建华宣布政府作出3项让步和修改原案条文，但是仍然不足以平息民愤。最后事件不仅导致叶刘淑仪和多名局长黯然下台，也迫使香港政府被在该年9月宣布无限期搁置立法，此事方告一段落。香港市民此役取得胜利，保住自由。

在我国，2007年11月25日，由逾30个印裔非政府组织所成立的兴权会成功在吉隆坡号召了3万逾人在吉隆坡举行了一场大集会。当时兴权会虽然说要提交请愿书向受英国殖民地政府剥削的印裔先辈索取赔偿，但是却“项庄舞剑，志在沛公”，向政府反映印裔社会对自身利益受侵蚀以及被边缘化的不满。

施压的一种方式

政府在事后援用《内安法令》逮捕该会5名领袖更引起了印裔社会的不满，更促成国阵在隔年选举流失大量印裔选票。

同样的，净选盟在今年709的大集会同样也是吸引了大量人潮出席。尽管政府不承认净选盟所提出的公平选举要求。并且在事前先后警告民众切勿参与。甚至是在当天集会前逮捕净选盟领袖和进行交通管制，但是仍然无法阻止大量各族年轻子弟赴会。

群众的压力最终促使在内阁在8月17日的会议上决定由朝野议员共同组成的国会特别委员会来监视现有的选举机制与选举舞弊等等。首相署部长纳兹里在8月22日更把净选盟所提出的8项诉求都纳入了有关改革委员会的架构内，更显示了净选盟选择走上街头是绝对正确的做法。

很多时候，当权的政治人物总是喜欢以破坏治安或是没有必要的理由来呼吁人们不要参与集会。其一要为自己所作所为正名，二则要避免扩大其影响力。但是很多时候大集会都是因为掌权者拒绝与民间交涉所致。净选盟主席安美嘉便曾经说过：“我们已经多次提出要求与选委会会面有关诉求，但是不得其门。上街是我们最后的做法。”

但是从香港到我国的例子都证明大集会是对掌权者施压的最好方式。尤其是当上街人数远远超过掌权者意料之外的话，更能迫使他们转换，甚至是取消某些政策。想想看，如果当初净选盟取消大集会的话，政府是否在短时间内就成立国会特委会来处理公平选举吗？

港府拒民運人士入境大錯

http://www2.orientaldaily.com.my/fread/2p5f0caR1t4G1Dd30hhs23Kl0dr111Ir


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以來，如何拉近港人與中國大陸的關係，一直是北京最大的隱憂。2002至2003年，香港立法會在時任特首董建華硬銷下嘗試通過23條立法，豈料不僅引起50萬港人在七一回歸日當天遊行，更讓市民對港府和北京的信任度下降到歷史新低。北京至今仍未有意願讓港人普選特首，主要仍是擔心非親中人士上台將會影響北京利益。


在民主派元老、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先生的悼念儀式前一天，香港政府正式拒絕發入境簽證給海外民運人士。雖然王丹與吾爾開希等雖對港府提出了數項妥協，但是最終仍不能成行。

港府此做法在香港民間引起了公憤，也被外界解讀為北京的旨意。在悼念儀式前數週，支聯會與海外民運人士不斷通過各個管道與港府溝通，並一度對海外民運人士入境香港出席悼念儀式看到曙光。奈何在最後一分鐘卻無法成行。

此外，雖然港府在言辭文告上對司徒華高度評價，然而言行不一。在悼念儀式當天，曾蔭權特首降格僅攜帶數名副局長出席悼念儀式，政府官員只用個人名義贈送花圈而未附上官職。這讓人看出，港府從上到下都為了避免觸怒北京而選擇低調行事。但這對於北京討好香港市民的努力卻是有弊無利。

首先，北京在劉曉波獲得諾貝爾獎的事件上的處理方式已不獲得大多數香港市民的認同。根據香港大學最新的一項民意調查指出，市民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已經下降到37%，而不信任度則是32%，創下2003年以來新高。在港大進行的另一個調查中，自居為香港人的比率上升到36%，相反的對於「中國人」的認同感則是下跌至7.1分，更是1999年以來最低！

「華叔」從英殖民時代開始便已為港人爭取權益。其對人權自由與法治的堅持，更成為不少年輕人的典範。港府因為政治因素迴避高格調出席華叔悼念儀式，只會加深港人與中央政府的鴻溝。

北京要贏得香港市民的擁護，必須使用理性和軟力量，而並非類似23條立法的強硬手段。領導人強硬的態度與言語雖然可能獲得北京政府的認同，但在民間卻引起反彈，長期而論並不利改善關係。

也是2012年特首選舉的熱門人選的政務司長唐英年，早前更批評80後（1980年後出生的青年）「剛愎自用，容易車毀人亡」、「社運引致流血，走上不歸路」引起不少人不滿。作為高官，唐英年不僅沒勇氣承認施政失誤，反而抹黑社會青年，可見其心胸狹窄。妥協是政治的產物，但是這並不代表在人權以及法治上有讓步的空間。

從劉曉波至司徒華，香港政府並未徹底貫徹「一國兩制」，仍以北京馬首是瞻，忽略港人的根本意願。長遠來看，離心港人數目將會進一步增加。

民青团不如退出政治

http://www.kwongwah.com.my/news/2010/07/23/68.html

2010年7月1日，香港民间人权阵线例常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大游行。根据媒体报道，民主党由以往一贯所扮演的领头羊角色变成守门员。当走在前段的游行参与者抵达游兴目的地，香港政府总部之后，民主党行列在竟然还未离开维多利亚公园入口处的集合处。

民主党之所以落入此窘境是因为该党日前在政改方案上与北京政府妥协，并导致该党在游行当日受尽旁人揶揄辱骂。

参与游行的民主党主席何俊仁，创党元老司徒华与刘慧卿等数位重要人物在游行中不断被喝倒彩，遭到反政改人士怒骂‘出卖民主’与‘背叛港人’，甚至还被抛掷冥纸，宣传传单当众被怒撕。

然而，民主党一群人一路上以‘打不还手，骂不回口’勇敢缓步向前走。勇敢面对群众的勇气让人肃然起敬。

政治人物搞政治，本来就是应该这样的坦荡荡，勇敢面对群众。

相反的，槟州民政党青年团团长胡栋强只是因为在旧关仔角“言论广场”发表言论被一群老人严厉批判与粗口回应，便以‘感觉没有真自由不安全’而宣布不再上言论广场。

一群乐龄人士的严厉批判与爆粗竟然会让胡栋强有如此“不安全”的感觉不禁让人啼笑皆非。试问一群乐龄人士究竟如何会对胡栋强的人身安全起威胁？很明显这根本就是民政党欲逃离民众的直接质问，而以这种理由逃避，连最基本的政治勇气也荡然无存。

以这种性格与处事方式，民青团要如何为人民争取利益？要如何面对态度嚣张的巫统议员？

与香港民主党党要比较起来，胡栋强与民青团在“言论广场”所受到的待遇是小巫见大巫，已算是很克制了。比起我国其它走上街头的民运人士所受到警方的对待人道更多。

香港民主党元老司徒华坐着轮椅出席七一游行的时候，身上穿着印有‘不到维园非好汉’的字眼以示其政治勇气，不知道胡栋强是否有同样的骨气？

如果没有这种面对群众的勇气，胡栋强与民青团倒不如退出政治算了！

香港《基本法》23條鬥爭

http://www2.orientaldaily.com.my/fread/2XbF0S1R0CQ49I27056m8UJd1EEG73vj


2002年9月，香港特區政府就《香港基本法》23條有關叛國、顛覆政府和分裂國土的有關罪行進行諮詢工作。


然而，《基本法》23條對這些罪行的定義卻是極其模糊和廣泛，甚至可以讓人以言入罪。更令人不安的是如果這項法律獲得通過，政府隨時可以在無須提出任何證據之下，以危害國家安全的名義逮捕任何人或是民間組織。

時任律政司司長梁愛詩認為23條是一把放在頸項上的刀，隨時可以砍下來。也有人認為23條就像孫悟空頭上的金箍圈一樣，只要中央政府念起「國家安全」的咒語，香港人權、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隨時都會被侵蝕。

當時強力推動23條立法的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態度強硬。其「希特勒也是民主程序選出來」一論甚至引來歐盟的抗議。在多次的大專研討會上，葉劉淑儀和學生爆發口水戰。此外，她的多番言論也在香港社會引起爭議，例如指責社會底層階級如德士司機和服務員並不會關心立法此事，以及抨擊自由派立法會議員等等。

葉劉淑儀的言論在香港社會引起極大反彈，讓民眾對23條更加不滿。期間大班鄭經翰早上在電台所主持的「烽煙」節目《風波里的茶杯》，幾乎每天都有人批評23條立法。

2003年的7月1日香港特區成立日，高達50萬香港市民在民間組織的帶動下勇敢走上街頭遊行到政府行政總部，用行動向23條和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施壓表達不滿。上街人數遠遠超越政府所預期的數目，更震驚了中國大陸政府。

7月5日，時任特首董建華宣佈政府作出3項讓步和修改原案條文，但是仍然不足以平息民憤。最後事件不僅導致葉劉淑儀和多名局長黯然下台，也迫使香港政府在該年9月宣佈無限期擱置立法，此事方告一段落。

有人說，走上街頭未必是最好的爭取方式。但是設想當初如果香港市民沒有在七一走上街頭的話，香港市民能夠享有今天的自由嗎？

香港反23条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http://therocknews.com/citizen-reporter/comment/2009-08-06/6698.html

上星期六反内安法令大集会成功后，政府企图通过各媒体否定有关人士的努力。国阵政府高官除了严词谴责制造混乱，夸大经济损失数额外，巫青滋事分子也扬言协助受影响商家向大集会主办当局索赔，连《前锋报》也不落人后，把有关事情种族化来捞取政治利益。

同样的事情在2002年期间也同样的在香港上演。民众力量最后取得辉煌胜利，他们的努力和不懈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当时香港特区政府就《基本法23条》有关叛国，颠覆政府和分裂国土的罪行进行咨询工作。有关法令将会和我国的内安法令一样恶名昭彰。两条恶法的共同点是政府随时可以以危害国家安全名义逮捕任何人。

举个例子，如果23条立法通过，一名人士只要在香港街头说出：‘中华民国万岁！’就可以被套上危害国家安全和分裂国土的严重罪名。

强力执导推动23条立法的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当时的态度犹如今天的国阵政府一样傲慢。当时她甚至不顾国际社会顾忌引用希特勒民主上台却杀害犹太人的例子。同样的，首相署部长纳兹里数日前也说：只要国阵执政的一天，内安法令将会继续保留。

香港万人上街 恶法遭搁置

2003年的7月1日香港回归日，高达50万香港人勇敢走上街头反对叶刘淑仪和23条立法。此举最后不仅导致叶刘淑仪黯然下台，也致使香港政府无限期搁置立法。

从香港的例子我们看到群众上街大集会的力量的重要性。试问一个虽然不能投选自己属意特首的香港市民，但是其群众力量竟然可以迫使香港政府向民众投降，而作为有权利投选中央政府和州政府的我国人民是不是比香港市民更有条件呢？

去年《星洲日报》记者陈清云在内安法令下被警方扣留时，时任国安部长赛哈密狡辩她生命受威胁，所以政府必须要引用有关法令来保障她的生命安全。那样翁总会长如今面对‘十面埋伏’，受黑白两道威胁时，政府又是否应该拿出这项法令来保障翁总会长的安全呢？

这就是国阵政治人物不可信人的政治言词！马华民政只是巫统的政治宠物，呼之责来，挥之责去，所谓的敢怒敢言更是让人不敢恭维。

因此，惟有拉倒国阵，取消内安法令，我国国民才能享有真正的言论和活动自由。

華社應注重歷史

http://www2.orientaldaily.com.my/fread/29d10h9u011596Z80QR95YFE16EW9aSv

華社應注重歷史

程嘉樂

4月24日，香港大學學生會通過一項公投，促請中國政府平反六四，更成功罷免針對六四屠殺事件，發表爭議性言論的學生會會長陳一諤。陳一諤之前不僅批評六四學運領袖欠缺理性，更一度否認北京曾經發生屠城。

回首一望，六四事件發生至今已經20年。雖然人事亦非，但是青年隻身擋駕坦克車的畫面依然清晰如新。然而，更誠然可貴的是，20年前，今天這批罷免陳一諤的學生不少仍然是剛剛呱呱墜地的小嬰孩，甚至可能有些還未出世呢！

從這一點就應該欽佩香港民間注重歷史的成功。20年來，縱使香港歷史教科書僅僅兩三句話帶過，但是民間每年在六四期間都會舉辦各種講座會、悼念活動、圖片展示會等提醒眾人勿忘歷史慘劇，更希望中國政府能夠早日平反六四。

陳一諤的成功罷免不僅是香港學生會的成功，也是香港社會歷史教育的成功，更像征了香港是個高度開放和資訊流通的地方。

但是當我們把目光聚焦在我國，年輕一代又有多少人對我國歷史有深入瞭解？遠的不說，有多少現在華裔大專生可以正確地掌握1987年「茅草行動」事件發生經過？雪州議長鄧章欽曾經說過，華社由於長期以來注重工商科，忽略了文史的重要性，因此在歷史詮釋出現爭議時常居下風。

自從巫統黨選道出歷史爭議後，馬華便不斷重申要重新正視歷史，並且高調指出歷史教科書內的種種失實和博物館內的遺漏等。

但為了客觀公正，有關還原歷史工作應該減少政治色彩。政黨或許可以給予意見或提供史料，但其工作應該交給獨立和跨種族的歷史工作者委員會。

寰宇電視最近播放的《我來自新村》，是一套具有歷史意義的紀錄片，將華人新村的歷史和先賢面對種種艱辛，都詳細道出，也讓年輕一輩上了寶貴的一課，更明白新村的由來和目前所面對的問題。這種民間努力值得鼓勵。

恭贺陈方安生！陳營300兵力抗葉營人海

在昨天的补选当中，

前行政司长陈方安生成功当选议员，击败亲中亲共的叶刘淑仪。

投票率为51%，多数票38324。

这场投票是有很多我们值得探讨的地方。

1。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蔡子強認為，今次葉太在最後階段的形勢本不俗，但最終葉太若落敗，相信與左派陣營在最後階段的選舉策略中，犯了嚴重錯誤，例如用選舉抹黑、屢次發生選舉暴力事件、四處發出誤導手機短訊，以及有居港權家長突然轉，轉為支持陳太等有關，令人懷疑葉營究竟採取了什麼手段為葉太爭勝。儘管警方昨日已明顯加強警力部署嚴防選舉暴力，但昨日兩名主要候選人——陳方安生及葉劉淑儀的助選人員仍然發生多宗衝突，當中最少3宗糾紛要報警處理。昨日選舉事務處一共接獲約490宗投訴，大多與選舉廣告和噪音有關。

另外，势单力薄的民主派昨天面对有共产党撑腰的叶刘淑仪依然可以胜利，可喜可贺！

http://www.mingpaonews.com/20071203/gba1h.htm

【明報專訊】陳方安生和葉劉淑儀兩大陣營昨日均總動員聚集港島區，惟不少區均出現陳太「以一敵十」的局面。公民黨湯家驊坦言，對方採取人海戰術，民主派只有300人左右，人手短缺。
走在街上，尤其是北角、上環等地，都可以見到葉太的橙色旗海，少數的陳太紅色旗插在中間。同一個拉票區，往往只得3、4名陳營人士，旁邊卻有數十名葉營人士。獨個兒在中西區水街一角為陳太拉票的民主黨候任區議員黃堅成，形容單是中西區，對方的人手已可能過千。

葉營540元一天請街坊派傳單
葉營明顯針對各區特色，而採取不同的人手部署，例如在太古城、杏花等中產區，就找一些年輕人士和當區業主，穿著胸口印有「4」字的奪目橙色衣服，協助派傳單；至於上環、西環等較多長者、老街坊的地區，拉票人士多是年長街坊，而各區也有不少操流利普通話人士為葉太拉票。

據本報了解所得，有支持葉太的團體，更向一些街坊提出以540元一天的報酬，請他們為葉太派傳單。

一日三通催票電話兩次洗樓
兩派陣營的電話拉票、洗樓攻勢也鬥得熾熱。有中西區選民昨日單在上午，已收到三通工聯會的電話，呼籲他們投票支持葉太，有一些家庭在早上到中午至少被洗了兩次樓。葉太黃昏6時到北角香港晉江同鄉會拉票時，明言希望該同鄉會打電話叫鄉親出來投票，記者在現場所見，有一個專門打電話的房間，至少有4部電話，房間中貼有選區劃界分佈圖，亦放滿聯絡名單，名單中列出一名「家訪組長」，以及多達50、60人的聯絡名單。

教協過百人電話隊籲會員投票
泛民方面也不甘示弱，教協會長張文光說，教協昨早已發動機器，動員過百人的電話隊，向港島區萬多名有選民資格的教協會員作電話呼籲，除了叫他們出來投票外，亦請他們呼籲家人和親友出來支持陳太。張文光又表示，教協除了打電話外，亦有發電郵和手機短訊。

新加坡領先成趨勢 香港確要急起直追

24/11/2007

http://www.mingpaonews.com/20071124/mra.htm


【明報專訊】總理溫家寶會見到北京述職的行政長官曾蔭權的時候，透露他近期訪問新加坡的行程中，經常聯想起香港，並把香港與新加坡作比對，他提出創新、知識、人才和環境四方面，供曾蔭權參考，以加強香港的競爭力。溫家寶未提到香港在這四方面是否有所不足，但是我們從一些排名和資料，顯示香港在這四方面，與新加坡比較，都有所不及。香港如何急起直追，考驗曾蔭權和特區政府的施政能力。

長期以來，香港輿論都要求政府做好類似這四方面工作，以確保本港在全球化大潮中，保持競爭力，因此溫總的「僅供參考」，對香港市民而言，嚴格來說並無新意；不過，溫總日理萬機，出訪途中仍然心繫香港，並提出體會供曾蔭權參考，顯示中央關心香港的程度，可以溢於言表來形容，也說明中央對於香港的情相當了解和掌握。

競爭力排名 星進香港退
近期，世界經濟論壇發表最新的《全球競爭力報告2007/2008》，於總體競爭力排名，香港由原來的第10名，退步到排第12名，新加坡由原來的第8名上升1級，排名第7；在創新能力方面，香港排名第21，新加坡排名第11。報告發表之時，香港沉浸在股市熱火朝天之際，報告所顯示香港競爭力退步，根本未引起關注。另外，據本報資料顯示，知識方面，香港大學生比率為18%，新加坡為23.5%；人才方面，香港每年淨移民率為4.72%，新加坡為7.98%；環境方面，在亞洲75個經濟體的社會環境排名，香港排名第二，新加坡排名第一。還有，近期世界銀行發表的最新物流研究報告顯示，新加坡的物流能力是世界之冠，而香港只是排名第8位。因此，上述情，在在說明關乎競爭力的評估項目中，香港落後於新加坡，已經是不可迴避的事實。

長期以來，新加坡視香港為競爭對手，本港社會也經常與新加坡比較，國際間一直都把香港和新加坡視為雙城記，過去一些國際排名中，總的來說，香港多數稍為領先，例如經濟自由度方面，香港都領先新加坡。但是隨全球化，經濟互動和形態已經起深刻變化，香港在新轉變之後的許多國際排名，都比不上新加坡，而且情好像已經成為趨勢。世界經濟論壇報告主要是新經濟格局的排名，香港被新加坡拋離，特別在創新能力的排名更遠遠落後，最能說明在全球新經濟格局下，香港未能與時並進的情。

新加坡政府的產業發展藍圖，規劃方向是重於未來新加坡整體經濟實力的升級，也就是朝建立具高附加價值的知識型產業的目標發展，冀望於10年之內，將新加坡的製造與出口服務業提升至GDP的40%；在製造業方面，重點放在電子、化工、生物技術等方面；在服務業方面，則重在傳播媒體、企業亞太區域運籌中心等方面。其較具體的措施，主要是以租稅減免與政府資金補貼的方式，一方面繼續吸引跨國企業進駐新加坡，另一方面鼓勵本土企業加強研發的功能，祈使高科技產業在新加坡確實能落地生根。另外是新加坡政府政策靈活，大膽創新，例如看到能夠吸引遊客和帶動經濟，它就果斷地開賭了。

反觀香港，董建華當特首的時候，曾經推動香港經濟轉型，調整產業結構，但是遭逢亞洲金融風暴、接是SARS肆虐，連基本的管治都出現問題，須提早退位。中央其實早也看到香港的問題，當年時任總理朱鎔基訪港時，就曾經提到香港需要第二次創新，只是董建華生不逢時，連守業都舉步維艱，創業根本是奢想。

縱是金融業 創新也厥如
2004年以來，香港經濟在中央支持下，迅速恢復了，稅收大幅增加，政府財政空前良好，應該是開拓擘劃的好機會，不過，曾蔭權在其第二任的首份施政報告，於推動基建墨較多，規劃產業結構轉型方面，基本上付諸闕如。就以被視為本港經濟「重中之重」的金融業而言，優化措施也不多見。政府雖云《十一五行動綱領》，需待中央決策才可逐步推行，但是長期以來，香港金融市場產品貧乏，目前基本上獨沽一味股票，從來未見積極開發商品期貨，債券市場聊備一格。金融市場需要的創新，未見政府積極推動。

至於創新需要的科技政策，政府也未重視。在第三屆特區政府架構中，工業和科技都未見出現在3司12局的名稱中，曾有社會人士和業界希望列入，但是政府不予接受。當時就有人質疑，香港是否不需要工業政策？香港的產業結構，是否隨香港成為「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就完成了？政府當然說香港有工業政策，會繼續推動香港的產業結構轉型，但是，在施政報告中，我們看不到相關內容。科技與創新有很大關係，科技得不到足夠重視，創新也不知道從何說起。

香港的經濟是在中央支持下，才取得今日的局面，昨日總理溫家寶借出訪新加坡的體會，提出四方面供曾蔭權參考，遣詞用字相當審慎，事態性質也與當年國家主席胡錦濤要求董建華和主要官員查找不足，當然完全不一樣，但是中央領導人看到香港存在問題，希望特首和特區政府解決問題，使香港經濟維持繁榮，這樣的期盼，應是一致的。

马来西亚反贪污局和香港廉政公署

最近我国的反贪污局捕小鱼行动引起了本地评论界的舆论，大致上的看法都认为这场演秀和首相阿都拉之前所承诺的捕大鳄是天渊之别。很自然的，由于地缘关系，很多评论都不知不觉地把我国的反贪污局和香港的廉政公署放在一起比较。多年前，甚至还有一名马来政要对本地华社对香港的廉政公署比大马反贪污局更有信心而表示失望。

虽然不少文章都很自然的把本国反贪污局和香港廉政公署比较，但是主要还是针对其独立性和提控权。鲜少比较这两个反腐败机构的操作模式。

香港廉政公署是由英国政府在1974年所成立，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年代的贪污和贿赂猖獗，几乎是无孔不入。而导火线是因为香港警察部队第三号人物总警司葛柏的贪污和潜逃所引起的纠纷。香港廉政公署的内部领导结构和操作结构事实上和英国苏格兰场政治部几乎大同小异。基本上的运作方式也是参考该部门。根据网上廉政公署的资料(www.icac.org.hk)，执行处有直接负责政府机构调查（调查科一，三）和私人界机构调查（调查科二，四）。每个部门内的调查组都各有职责，例如交通组，招标组，工程组等等。

香港廉政公署的最大特色在于它由廉政专员专门负责，而该专员只是直接向港督/特首一个人负责，在执行，人事和经费上都是完全独立，不受任何人所管制。香港法律也赋予廉政公署极大的权利和自由度。事实上，和大马反贪污局比较起来，廉政公署除了其独立性以外，其最大的分别就是采取主动出击策略。而这一作业方式，也和英国苏格兰场的政治部作业方式一样。也就是说只要有情报或是有任何消息显示某些人进行不正当不公平交易，该局可以主动调查，而调查行动可以在没有正式投报的情况下展开。在现有法律的权力下，廉政公署可以针对任何人采取调查行动，包括调查被怀疑者的财政，要求其友人家人配合调查活动，甚至可以限制被怀疑者行动自由。

从成立至今，廉政公署能够建立在香港市民中建立其公信力，主要原因是因为廉政公署并不只是在致力抓小鱼。从80年代的佳宁集团陈松青诈骗行贿事件，2000年亲中前立法会议员程介南被控以权谋私入狱18个月，在2002年前毒品调查科高级警司冼锦华被控贪污等等的社会人物落网，加上2004年廉政公署高调持手令搜查香港数大报馆等等事件，都让香港市民看见廉政公署和港府的反贪污魄力，也让百姓拍手叫好。

此外，为了保护所有人，廉政公署也接受多种投报方式，包括匿名投报。对于举报人员，廉政公署都会严格保护秘密和资料来源，泄密者必将受到法律追究，这也显示出廉政公署的确在香港建立了一个良好的信誉和公信力。香港和新加坡一样，都用高薪养廉的方式来杜绝公务员贪污。其中在香港，只要任何公务员被贪污罪名定罪的话，不止会失去其工作岗位，其丰厚的退休金也会被剥夺。

从以上种种因素来看，大马反贪污局之所以缺乏公信力，除了因为缺乏其独立性以外，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主动出击的作战策略和严厉的惩罚贪污法律。这几点的汇合才是香港廉政公署成功的最大因素。这也就是为什么廉政公署敢理直气壮的说: 香港，胜在有IC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