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正面对待历史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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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古迹是活生生的历史教材，就像恐龙化石般，让现代人欣赏时间距离的产品，纵使这些在当时只是芝麻绿豆的小事或是微不足道的小物件，仍然扣人心弦。然而，由于人人兴趣有别与智慧高低不一，所以人人看历史的态度不一样。

有人认为活在当下最重要；也有人认为未来比历史更重要，甚至不惜要摧毁历史古迹，为后代子孙带来遗憾。

这也就是为何有些国家虽然号称有数千年的历史，但是其历史内容却一盘散沙无法凝聚人民，古迹文物被破坏；相反地有些国家历史虽然仅有短短数百年，却留下璀璨的硬体文物与文化精髓，留待后代品尝细嚼。

德国的民族国家源自1871年普法战争后的于普鲁塞王国，从此屹立欧洲。这个国家在踏入二十世纪可谓是多灾多难。先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受希特勒的纳粹思想所影响而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惨败，被美苏法英四强分割为东德与西德。冷战期间，柏林市更被东德共产党以围墙分割。

战争严重损毁文物

战争使得首都柏林的文物受到极大的损坏。二战时，德国首都柏林超过7成面积受到联军轰炸影响严重损坏。不少坐落在东德所管理的柏林市内的古迹更因为战后缺乏资金而被迫丢空，任由日晒雨淋。直到目前为止，柏林市内还有不少战争期间被丢空的历史古迹仍然正待重建。

事实上，德国政府重建或是维修历史古迹的方式特别。他们并没有完全摧毁或拆除战争所遗留下来的不完整建筑。相反地是在原有的建筑上做出适合的安全以及修复工作，尽量展现出其建筑原先的风味。

坐落在柏林市博物馆岛内的新国家博物馆便是最好的例子。该博物馆建于19世纪中，在二战中不仅建筑物受损，不少馆内的文物与拥有数千年历史的壁画受到严重破坏。这座博物馆在东德政府时期并没有修复。

柏林老建筑没被毁

1997年，该博物馆耗资2亿欧元开始修复工作。在英国著名建筑家大卫奇普菲尔德设计师的帮助下力求恢复该馆二战前原貌。修复工作在2009年10月17日完成重新开放民众。

根据该馆的简介，馆内不少处都是新旧建筑合成。例如在已经半倒塌的支柱、墙壁上修复增建。有数幅高达三层楼的墙壁甚至上中下层建自不同年代。该博物馆如今展出埃及古物、欧洲古代以及石器时代等的出土文物。

在新国家博物馆不远处则是建于1830年的旧国家博物院。希特勒执政期间曾经在这座磅礴建筑外的广场进行过多次的阅兵礼及大集会，在二战时也是联军空炸打击目标之一。其建筑物及支柱身上还可以看到弹痕累累的创伤，仿佛时间永远停留在那一刻。

柏林市内还有不少残旧老建筑，但是政府并没有因为眼前的经济利益而摧毁这些历史古迹。

政府没宏观看历史

相反地，把目光放回在亚洲，各国政府注重眼前的政治与经济利益更重于国家的历史意义。例如大量中国文物在文革时期受到摧毁或是盗出国。长江三峡水坝建筑也把不少有历史意义价值的建筑给埋没。

同样的在我国，80年代马六甲政府曾为了发展要铲平三保山。其他有历史意义的建筑如双溪毛糯的麻疯病院以及吉隆坡市中心拥有一百年历史的半山芭监狱最终都逃不过经济与发展的洪流。

现在对华社具有特殊意义的苏丹街业主更必须让路给在地下的捷运系统发展。 由此可见，政府并没有从宏观角度看待历史，看待历史文物与古迹的程度更是远远不如德国。相反地却从政治角度，主观的对历史定调。苏丹街如果成功被征用，谁将会是下一个目标？

诺贝尔科学奖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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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诺贝尔科学奖终于在上星期出炉。所有科学奖均由西方国家科学家囊括。诺贝尔生理医学奖颁给来自加拿大、法国和美国的免疫学家。

其中加拿大科学家拉尔夫斯坦曼早在1973年，便发现树突细胞能够捕捉不正常与正常细胞之间的分别启动防疫系统。

物理奖则由来自美国的两支科研团队共同夺奖。他们发现宇宙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向外膨胀。而来自以色列的科学家达尼埃尔则因为1982年发现准晶体，在多年受到打压和不公平对待后终于吐气扬眉。

亚洲仅日本科学家获奖

诺贝尔奖可说几乎是每一个科学家梦寐以求的奖项。然而要获得这奖项一点都不容易，除了要天资外，还需要配备后天努力、人缘以及研究资金。

一直以来，能在诺贝尔科学奖项目中脱颖而出的亚洲科学家可谓少之又少。而能够在亚洲国家从事研究工作而获奖的，就只有日本科学家。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崛起，中国科学家何时能赢得诺贝尔科学奖，几乎都是每年这个时候的热门话题。

喜欢与否，诺贝尔科学奖的权威不容置疑，然而并不代表有关奖项没有争议性。许多人批评诺贝尔科学奖审委会保守。例如今年其中一名医学得奖者拉尔夫斯坦曼，在成绩宣布前两天去世。而2009年凭发明光纤获物理奖的美籍华人高锟当时已经患上老人痴呆症，忘记了自己毕生倾心的研究。

严谨耗时的审查制度

但是诺贝尔科学奖的权威性来自其过去谨慎的审查制度。其获奖的主因是有关获奖的发现，除了必须得到实验证明其原理外，还必须被证实其发现和发明能够改善人类生活素质，甚至是由此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从发现到假设，再到原理建设、产品普及，此过程不会少过五年，有时候甚至要超过十年时间。中国政府是在大约十年前，由于国内外的政治环境改变而决定大力注入资金到大学科研界。直到目前，中国科学家虽然开始在国际冒出头，但是大量科研资金都是注重在应用科学与工程上，对基础科学的重视远远不如西方国家与日本。

基础科学研究至关重要

以石墨烯为例，日本科研界已经开始在物理、超级电容和生物学应用上，与西方科研队伍并驾齐驱。但不少中国科研团队仍然停留在合成控制层次。

此外，至今我们仍鲜少在国际注重基础科学研究的权威期刊如《科学》与《自然》看到中国的研发报告。在我国，前首相马哈迪在任期内，也曾经提及我国应在年内培养出诺贝尔科学奖人才。

老实说，有这样的愿景其实并不错，可惜的是政府并没有积极朝此方向前进。例如当邻国新加坡每年的科研基金高达国民总生产值2.5%，我国在这一方面的资金投入不到2%。而在强调经济转型的政治环境下，科研项目是否能在最短时间内，申请知识产权以及商业化产品变成最主要的拨款因素，基础科学相反的被忽略。

兼需研究资金和团队

最近，马大校长高斯嘉思蒙就表示该校有意礼聘诺贝尔得奖者到该校进行研究工作。但这些得奖者的考虑并不仅仅是研究资金，更重要的是大学或是研究所内的环境以及建立研究团队。这些因素正是马大校园内目前最缺乏的软体建设之一。

要建立强大的科研实力，起点在于小学教育制度。我国的填鸭式教育制度并未鼓励创新思考。此外，中学科学注重基础科学程度远远不如西方国家。但是偏偏这些看起来简单的公式与理论，却是建立新理论和发现的最主要功臣之一。

没有注重基础教育和创新思维的教育制度，加上缺乏良好的科研环境和团队，要获得诺贝尔科学奖可说是难如登天。

谁说大集会不能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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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9月，香港特区政府就《香港基本法23条》有关叛国，颠覆政府和分裂国土的有关罪行进行咨询工作。

然而，有关条文对这些罪行的定义却是极其模糊和广泛，甚至可以让人以言入罪。让不少民主人士不安的是如果这项法律获得通过，政府随时可以在无须提出任何证据之下，以危害国家安全的名义逮捕任何人或是民间组织。

尽管民众强烈不满，特首董建华和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仍然采取强硬手段向市民推销有关条文，造成民怨冲天。

隔年7月1日香港特区成立日，高达50万香港市民在民间组织的带动下进行集会，勇敢用自己的双脚来表达不满。参加集会人数不仅创纪录远远超越香港政府所预期，更惊动了中国大陆政府。

7月5日，时任特首董建华宣布政府作出3项让步和修改原案条文，但是仍然不足以平息民愤。最后事件不仅导致叶刘淑仪和多名局长黯然下台，也迫使香港政府被在该年9月宣布无限期搁置立法，此事方告一段落。香港市民此役取得胜利，保住自由。

在我国，2007年11月25日，由逾30个印裔非政府组织所成立的兴权会成功在吉隆坡号召了3万逾人在吉隆坡举行了一场大集会。当时兴权会虽然说要提交请愿书向受英国殖民地政府剥削的印裔先辈索取赔偿，但是却“项庄舞剑，志在沛公”，向政府反映印裔社会对自身利益受侵蚀以及被边缘化的不满。

施压的一种方式

政府在事后援用《内安法令》逮捕该会5名领袖更引起了印裔社会的不满，更促成国阵在隔年选举流失大量印裔选票。

同样的，净选盟在今年709的大集会同样也是吸引了大量人潮出席。尽管政府不承认净选盟所提出的公平选举要求。并且在事前先后警告民众切勿参与。甚至是在当天集会前逮捕净选盟领袖和进行交通管制，但是仍然无法阻止大量各族年轻子弟赴会。

群众的压力最终促使在内阁在8月17日的会议上决定由朝野议员共同组成的国会特别委员会来监视现有的选举机制与选举舞弊等等。首相署部长纳兹里在8月22日更把净选盟所提出的8项诉求都纳入了有关改革委员会的架构内，更显示了净选盟选择走上街头是绝对正确的做法。

很多时候，当权的政治人物总是喜欢以破坏治安或是没有必要的理由来呼吁人们不要参与集会。其一要为自己所作所为正名，二则要避免扩大其影响力。但是很多时候大集会都是因为掌权者拒绝与民间交涉所致。净选盟主席安美嘉便曾经说过：“我们已经多次提出要求与选委会会面有关诉求，但是不得其门。上街是我们最后的做法。”

但是从香港到我国的例子都证明大集会是对掌权者施压的最好方式。尤其是当上街人数远远超过掌权者意料之外的话，更能迫使他们转换，甚至是取消某些政策。想想看，如果当初净选盟取消大集会的话，政府是否在短时间内就成立国会特委会来处理公平选举吗？